上海金融大鳄身背血债浙江诸暨检察院批捕17年前命案嫌犯

　　1个孩子，2万字档案，300页服务指南：
　　服刑人员子女的政府救助网络

　　1月1日，渭南未保中心举行了一场新年联欢会，社工在带着孩子们做游戏。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2020年12月30日，渭南未保中心墙上贴着孩子们得的奖状。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2020年10月，监狱民警在入户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基本情况。受访者供图

　　一排大红灯笼挂在黑板前，屋顶上垂下串串彩饰，课桌上堆放着水果零食……教室里充满了喜庆的气息。1月1日中午，陕西省渭南市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下称渭南未保中心）的迎新年庆祝活动开始了。

　　十几个孩子和工作人员一起在教室里玩着游戏。刚满18岁的李阳是这些孩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多年前，他的父亲因贩毒被抓，母亲杳无音讯，只能靠一位经济拮据的亲属抚养，基本生活都遇到极大困难，他于2013年住进了未保中心。

　　“很多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都存在监护缺失的情况，在生活、教育上都会遇到问题。”一位负责儿童工作的基层干部说。司法部200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有逾60万，另据研究人员推算，这一数字在2018年底已接近70万。

　　2019年，民政部、司法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将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保障范围，提出民政部门应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公安、司法、医疗保障等部门和组织应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

　　目前，各地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从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给面临困境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相应的救助和关爱，李阳生活的未保中心就承担着这一职能。

　　除此以外，基层儿童工作者、社工、监狱民警等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救助中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应保尽保了。”2020年12月30日，陕西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高静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住进未保中心：一场新年联欢会

　　为了举办这次新年庆祝活动，渭南未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都做了精心准备。孩子们化了“年画娃娃”仿妆，女生扎起丸子头，红色的头绳头花显得格外俏皮。

　　表演的节目之一是手语歌《听我说谢谢你》，是现在流行的小视频“神曲”。一位社工说，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是希望孩子们能对世界常怀感恩之心。

　　伴随着充满韵律感的音乐，孩子摇头晃脑地比画着“谢谢你”、“爱藏在心底”等手势。两个男生敲着鼓，节奏踩得非常准，未保中心副主任牛元媛不禁念叨，“娃有天赋，是不是该报个兴趣班培养一下？”

　　除了常规表演，新年活动还设置了一个涂色游戏。孩子们拿到了几张印有帽子、围巾、手套等图形轮廓的彩纸，要用彩笔或彩泥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这是游戏，也是小测试，一起参与活动的专业社工将通过孩子们的表现来了解其心理状态。

　　和其他孩子涂得花花绿绿不同，李阳只是在帽子和手套上沾了几块毛毛球一样的白色彩泥，格外简单。

　　“这孩子性格腼腆，不喜欢当众表现”，牛元媛告诉新京报记者，李阳正在读高三，心理压力很大，她和其他社工都会有意识地关注李阳的情绪问题。每次李阳从学校回来，社工们就主动找他聊天，还会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他疏导心情。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儿童工作者眼中是最特殊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正在监狱等场所中服刑，使得孩子失去父母的直接庇护，但又不满足“孤儿”的定义。同时，因为父母服刑，这些孩子也更易受到社会歧视或伤害，他们处于弱势却长期缺少政策保障的状态。

　　父亲入狱、母亲失联、奶奶病逝后，李阳就寄养在二伯家。一家五口人全靠二伯一个人打工挣钱，生活拮据，李阳得到的照料非常有限。因为父亲服刑，他在学校里也被孤立，很难交到朋友。

　　2013年8月，渭南未保中心的社工第一次见到李阳时，他显得格外瘦弱。社工认为他当时处于监护缺失和留守的状态，需要介入救助。不到一个月后，他住进了渭南未保中心，并到市里的学校就读。

　　渭南未保中心是渭南市民政局主管的救助机构，2011年成立之初是为了救助流浪儿童。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保障政策的完善，这里也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提供救助保护。

　　事实上，李阳在2013年入住未保中心时，国家对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还没有明确安排。直到3年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到对于这一人群，执行机关应当为其委托亲属、其他成年人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提供监护。

　　2019年，民政部、司法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将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保障范围，再次提到要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服务平台的作用，提供养护和临时照料等关爱服务支持。

　　也是在同一年，民政部新设儿童福利司，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在民政内部由原来的多头管理，统一归口到一个司局。各地民政部门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有专人负责儿童福利工作。

　　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和李阳情况类似的孩子被纳入民政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范围。去年12月，李阳已经成年，但考虑到高三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他依然住在未保中心。

　　在中心里，李阳和两个室友同住在一间宽敞的宿舍里。他平时住校，只有周末会返回这里。床铺是淡蓝色，墙上印着小猴子荡秋千的图画，一侧柜子上摆着盆栽和小恐龙毛绒玩具，墙上还贴着他们获得的奖状。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建起了未保中心。民政部《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独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已达202个。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

　　除了住在未保中心，也有部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仍然住在自己家中，由政府部门评估孩子及其家庭的实际困难，提供相应的经济、心理或教育援助。

　　入户排查：找到需要帮助的孩子

　　一个需要救助的孩子被发现的方式有很多种：热线电话、街道、社区报告……而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来说，司法部门提供的名单和基层儿童工作者的报告是最主要的途径，牛元媛说。

　　近年来，陕西省民政厅曾多次与司法厅合作，对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子女进行排查。乡镇政府（街道办）的儿童督导员和村（居）民委员会的儿童主任是入户排查工作的主力军。

　　201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负责困境儿童保障最基层的日常工作。2019年，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的职责在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被进一步明确。

　　宝鸡市金台区某街道干部文静是在2020年4月成为儿童督导员的，她第一次参与摸排时就遇到了麻烦。

　　那是一个叫何荷的孩子，2016年底，何荷的母亲因故意伤人被判入狱，她开始跟着姥爷生活，而父亲也在2017年因涉毒犯罪入狱。

　　文静说，摸排工作的难点之一在于家属不配合，不少家属害怕别人知道自家有人服刑，对工作十分抵触。一位未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2017年排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时，打了300多个电话，三分之二的人拒绝入户。

　　何荷的姥爷就拒绝文静到家里，只同意带着孩子去街道办。“但我们更想看看孩子家里的生活条件。”文静说，从那以后，他们一遇到孩子姥爷就拉住唠唠家常，讲讲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好处，解释下为什么要入户，隔三差五打个电话……一个多月后，姥爷终于松了口，同意入户。

　　铜川市未保中心的李秀萍说，她已经习惯了隐藏身份、“低调”行事。因为怕陌生车辆进村惹眼，他们尽量把车停在村口，步行进村。遇到村民询问，“我们就说是学校老师，来家访的。”

　　文静和其他基层儿童工作者编织起了一张细密的网。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全国已建立4.8万名儿童督导员、66.3万名儿童主任的基层儿童工作队伍。

　　2017年，陕西省司法厅给出的需要排查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名单有超过5000人，经过这张网的不懈努力，到2020年5月，仍需进一步排查的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减少到389人。

　　除了文静们，在福建，监狱的民警们也在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做着同样的工作。

　　他们加入了福建省教育援助中心（红苹果公益组织），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也是福建监狱系统的一位民警。这个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帮扶的公益组织采用“社会组织+社工+监狱民警”相结合的帮扶机制，总结出由“监狱+司法+民政+教育+社会组织”五位一体的跨界合作的服务方式。在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的支持下，在福建省各监狱均设立了分支机构。

　　福建省各监狱从服刑人员处统计出申请帮扶的未成年孩子的名单后，加入红苹果公益的监狱民警志愿者会根据名单进行电话询问或走访，补充孩子的基本情况和家庭信息。 “监狱方面对于服刑人员及其子女的情况是了解最多的。”一位监狱民警表示。

　　引进专业组织：2万字的档案和300多页的服务指南

　　在高静看来，想做好保障工作，只靠政府工作人员是不够的，还需要和社会组织的配合，“我们需要引入专业化力量。”

　　宝鸡市未保中心是陕西省最早尝试引进专业社工组织的官方救助机构之一。

　　宝鸡市未保中心主任杨珺已经做了20多年的儿童救助工作，她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家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与中国合作救助流浪儿童，经民政部门批准，宝鸡市未保中心成了这个项目的中国合作方。

　　他们在当地招募有意从事社会工作的年轻人，并为他们提供社工、心理咨询等方面的培训。项目运转几年后，宝鸡有了第一批专业社工。2006年合作结束后，留下的中国社工们重新组建了一个本土的援助组织，在陕西多地提供社工服务。

　　“政府做不了也不适合做所有事情，社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张柳表示，儿童专业服务可以交由社会组织完成，政府只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来加以规范和引导。

　　2013年，渭南未保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了专业社工组织，为救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入户探访、零距离探监、家庭关系修复等服务。

　　其专业性很快显现。在渭南未保中心，专业社工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一份档案，里面包括基本信息登记表、风险等级评估表、援助登记表，详细记录着孩子在救助过程中的变化。

　　在李阳的一份援助登记表里，社工记录了他在2020年5月份之后的一次情绪波动。当时他接到了来自父亲的电话，了解到父亲几个月后即将出狱，心绪难平，社工用心理游戏、进行专业心理咨询等方式帮助他平复心情、正确面对。

　　整个过程被社工细致地记录在档案中，方便对他的状态进行回顾分析，以及帮助后续接手的其他社工了解情况。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档案甚至会详细到每次约见心理医生的时间、李阳参与心理游戏时的具体表现——他在“我的感受树”纸上写下了“心累、心烦”的字眼。

　　在一份风险等级评估表中，孩子的自身状况、家庭生活水平、监护水平等内容被量化为直观可操作的评分。例如，孩子的监护人为60岁以下的祖辈和成年兄姐计8分，祖辈监护人的年龄每增加2岁就减1分，成年兄姐如有其他需要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或老人，每有1个减2分。

　　不同的评分等级对应不同的救助方式。分数越低，意味着需要救助的程度越迫切。若分数低于60分，孩子需要被接到未保中心进行集中养育。60分以上，孩子可以居家生活，未保中心提供教育引导、心理支持等援助。

　　目前，渭南未保中心已经为213名孩子建立了档案，仅李阳一人，8年来的电子档案已经达到两万多字。

　　在社工办公室，放着一本厚厚的“大词典”——《渭南地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零”距离服务指南》（下称《指南》），这是由渭南未保中心和渭南新星共同编写、出版的。《指南》的编写持续了近十年，现在仍在进一步细化。

　　这本300多页的服务指南分为八章，记录了渭南地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整理分析了相关政策、此前的救助工作和具体案例。

　　例如，指南中制定了一份指导孩子们学习的规范化流程，连如何管理孩子写作业、谁来给作业签字、是否需要报辅导班等都有明确规定。渭南未保中心有一间教室，孩子们放学后在那里写作业，社工会严格按照指南中的流程辅导、监督孩子写作业。

　　李阳偏科严重，英语较差，理科较好，社工会按照指南中“强化性训练”流程，让李阳补习英语，继续强化物理和数学。

　　另一个能够体现出专业性的细节是，当记者提出需要部分孩子的档案作为素材时，社工发来的档案中，孩子的姓名、家庭情况甚至身高体重等信息都被改动，以防泄露个人信息。

　　“穿墙引线”：与监狱合作，修复亲情

　　“原生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非常大。”牛元媛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如何看待、评价自己的父母，会影响他们对于家庭的认知，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性格发展。

　　不少受访者提到，有些孩子在父母入狱后，辗转不同亲戚家寄居，变得格外“圆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人听到别人指责父母“不是好东西”，会变得敏感内向。社工们希望孩子们能和父母直接交流，借助父母的关爱来治愈、抵抗这些来自外界的伤害。

　　“子女和服刑父母的书信、电话沟通一直都有”，杨珺提到，但他们更希望建立一种“零距离”的沟通。

　　有些巧合的是，宝鸡市未保中心和宝鸡监狱仅有一条马路之隔。但为了让孩子们走过这条马路，走进高墙内，杨珺花了将近5年时间。

　　要把活动用的设备和材料带进监狱，还要从隔着玻璃探视变成直接接触，“考虑到监狱严格的管理制度，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沟通。”比如邀请监狱管理人员参与他们的关爱活动，让监狱方面感受到亲情会面的意义所在，更有动力推进流程、手续方面问题的解决。

　　在福建, 当地监狱管理部门和红苹果公益志愿者也开展了多次类似活动，称之为“穿墙引线”。截至2020年底，“穿墙引线”已经进行了20期。

　　福建省永安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黄炜介绍，活动为期4天3夜，前三天是一些拓展活动，特邀专业导师，带动孩子们参与到生命教育、亲子沟通、心理疏导、户外拓展等课程活动中，在活动中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与服刑的父母交流，以及缓解对监狱的排斥心理。最后一天，孩子们及其亲属会到监狱的活动室里和父母进行零距离见面。

　　2019年8月，永安监狱“穿墙引线”亲情见面会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孩子们都画了想给父母看的画。一个叫小聪的孩子画了一张全家福，一家三口都穿着蓝色亲子装。见面会当天，见到爸爸后，他略显拘束地把画递过去，爸爸在上面用铅笔补上了小聪奶奶。

　　当天正是小聪奶奶70岁生日，监狱方面也准备了生日蛋糕。吃着蛋糕，小聪和爸爸慢慢亲近起来，一起给奶奶喂蛋糕。活动最后，他和爸爸、奶奶拍了一张久违的合影。

　　“效果还是不错的。”牛元媛提到，几个比较内向的孩子在与父母见面沟通过几次后，变得开朗了一些，平时也愿意主动和社工说话了，“好像卸下了什么包袱”。

　　不仅对孩子，亲情见面会对服刑的父母也会有积极作用。黄炜记得，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跟父亲说，“你进来几年了，现在我都能自理了，我们等你回来。”父亲听完后抱头痛哭。活动后，这位父亲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开始配合管理，积极表现，争取到了减刑。

　　疫情发生以来，“穿墙引线”亲情见面会改为线上进行。服刑人员在监狱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通过视频和孩子沟通。即使不能直接拥抱父母，也有孩子兴奋得一晚没睡。

　　去年12月的一次线上活动同时有三所监狱参加，一个孩子的父母分别在其中两所监狱服刑，这也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同时见到爸爸妈妈。在一群服刑人员中，这个孩子一眼就看到了爸爸，他走到投影幕布前，踮起脚，举高手，摸了摸视频另一端的爸爸的脸，“等你们回来”，一家三口隔着屏幕泣不成声。

　　在期待通过“零距离”见面会修复家庭关系、给孩子正面引导的同时，黄炜更希望这些活动能有效阻断犯罪的代际传承。

　　20年前，黄炜工作的监区一位服刑人员有两个未成年儿子，他了解到，孩子没人照顾，被人瞧不起，也没有机会读书。后来，父亲刑满释放了，但一个孩子却犯了罪，被分配到同一监区服刑，“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场合，父子位置对调了”。

　　“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可以有效阻断犯罪的代际传承，让悲剧不再发生。”黄炜说。

　　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